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陈静的二姐去街道上班了，扫大街，等她相亲的时候，对方知道她是扫大街的，就算是正式职工，估计也不会很乐意。

虽然说她也不比在工厂上班的那些人赚的少。

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嘴上说不在乎，可是心里还是很在乎的。

但是就目前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就算是去扫大街，那也比上山下乡好吧！

再说了，只要留在城里，就有机会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六八年的十二月，一份命令下达，上山下乡进入了历史时刻。

六八年当年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六六、六七、六八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知青被人们欢送踏上远去的列车的时候，是一身军绿色服装，有军帽但无相徽、领章，胸前一朵鲜红的大花，垂下的绢条上印着“光荣”两个字。

知青们不仅自备军帽、军挎包，还要在“军挎”上郑重地绣上鲜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军服已经普及，神秘感便转移到军服的真假之上，发展到极端时，马路上常有突然的“抢军帽”事件发生，当然这必是被识货的人看出是真军帽。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南云、贵地、南湖、内蒙，龙江等地。

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

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爷爷，广阔天地炼忠心”。

一些人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甚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反对，从家里偷出户口簿办理迁移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