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三人都是唏嘘不已，袁世凯心中更是酸甜苦辣，诸般滋味一一涌来。推行新政，倡议立宪，改革官制，这固然是他奉旨行事，但又未尝不是饱含私心，若是当真实现了君主立宪，就凭他袁世凯这么多年的功劳、苦劳，到时候那内阁首相的位置还不是为他预备的？再说了，这宪法一立，皇帝要想再杀他袁世凯，也不是一句话的事了，那得按照法律来。但是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忙前忙后，到头来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那帮旗人亲贵倒是赞成“新政”，但他们主持新政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叫他袁世凯上位，更不是为了限制君权，所以，官制一改，他袁世凯立刻丢了几顶官帽，兼差连续被革了几个，到了最后，连北洋军都叫旗人给拿了去，只剩下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头衔，地位虽尊，但实权已去，若不是趁着两年前东三省改制的当口将两镇一协北洋军重新抓在自己人手里，那么今天，他袁世凯或许真的已经悬首国门了。

仕途险恶，官场中人的座右铭啊。

“官场如戏场啊。”袁世凯又想起了早年伯父对他讲过的那句做官秘诀，这么多年下来，他也算是将这演技练得炉火纯青了，若非如此，那么今日在紫禁城里他也不会这么轻松就过关了。

当然，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实力，再好的演技也没用，对于这一点，袁世凯深信不疑，旗人现在不动他，那是因为顾忌着他手里的兵。所以，不仅要将那两镇一协的北洋军紧紧抓在手里，其它几镇北洋军也得抓住，这不仅是他升官的本钱，更是他保命的资本，疏忽不得。

就在袁世凯琢磨着如何应对眼前危局时，却听窗外有人小声喊了一句：“老爷，杨度杨老爷求见。”

“杨皙子？”袁世凯看了眼面前两人，阮忠枢还好说，可那尹铭绶却有些不自在了。这也可以理解，现在他袁世凯是这大清国乱局旋涡中的船，随时都有没顶的危险，所以，现在还跟袁世凯坐在一起，确实不是明智之举，尹铭绶是昨夜悄悄跑过来的，没别人知道，如果有人跑来看见他坐在袁世凯的书房里跟这个“乱臣贼子”密谋，只怕不用等到第二天，他尹铭绶的顶戴就要飞了，袁世凯有英国人保，他尹某人可没列强保，手里更没北洋军。

“请杨先生到东厢稍坐，我更衣便去。”袁世凯对外头那仆人说道，向面前两人举了举茶盏。“两位可由后门离去，若担心别人看见，可坐后院那辆英国公使馆的马车走。”

两人起身告辞，匆匆离开书房，袁世凯叫来仆人，将这身重孝去了，换上青衣小帽，帽上绕了白布条，赶去东厢会客。

第32章 君宪旗手（上）

袁世凯来到东厢时，老远就看见门外一人走来走去，亦是青衣小帽，外面披着件大氅，于是迎上道：“皙子，这关头，别人都躲着我走，你却光明正大的跑来，可是嫌脑袋上的顶戴太舒服了么？”

来人一稽到地，说道：“袁公高义，杨某向来是佩服的，所谓‘患难见真情’，若是杨某此时躲起来，当年便不会从东瀛赶回来辅佐袁公了。”

这人名叫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当世大儒王闿运的得意门生，醉心于帝王之学，当年戊戌变法时“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都是他的同门师兄，戊戌变法之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长沙举办时务学堂，杨度亦曾入堂听课，从此与“维新”结下不解之缘。

光绪十九年，杨度考中举人，但之后屡试不第，庚子年后，求变心切，于是自费留学日本，直到光绪二十九年，朝廷举办经济特科，杨度回国应试，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排在他前头的是梁士诒，由于“维新乱党”的魁首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当慈禧询问军机大臣这个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公是什么来历时，那位军机大臣为了交差，只好胡说梁士诒是梁启超的亲戚，而且名字最后一个字与康有为一样，所谓“梁头康尾”，必非好人，结果慈禧震怒，下令查办阅卷大臣，取消众人功名，如此一来，杨度的“榜眼”是做不成了，而且由于他曾上过时务学堂，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学生，朝廷要严办“乱党余孽”，杨度心灰意冷，淡了功名之心，随即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学业。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度先后结识了梁启超、黄兴、汪兆铭、蔡锷等人，思想变得愈发激进，虽不赞成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但也不满君权统治，开始认真研究君主立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走马观花，又对宪政一窍不通，自然写不出考察报告，无奈之下只好派随员熊希龄赴日本向杨度求助，杨度也不客气，拉来“乱党魁首”梁启超一起写，之后，一份周详妥帖的宪政考察报告就摆在了慈禧的御案上，所以，清廷立宪新政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是两个“乱党”写的，这个秘密官场上众人皆知，惟独慈禧被蒙在鼓里。

杨度也借此而声名大振，被人誉为“君宪旗手”，他的大名很快传到主持新政的袁世凯耳朵里，一心想靠宪政限制君权的袁世凯有心收纳此人，便联络张之洞联名会奏，保举杨度为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在王府里给旗人亲贵讲授君主立宪的好处，后来袁世凯更是将他延入幕中，礼贤下士，倾心结纳，杨度感激莫名，士为知己者死，从此便成了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袁氏督直时所举办的新政措施多半出自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