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儒就是这个人的基本意识，它能维持着这个肌体存活下去，给满人寄生体供应营养。这也是康熙大力推行“仁治”的原因。平心而论，不管是庄家《明史》案，还是《南山集》案，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烈，毕竟那时的理儒，亡国剃发之后，本就自律了许多。

但理儒根底里的一些东西，还保留着这个人的一丝自我意识，有意无意地在排斥寄生体，这就是理儒所坚持的道统。

这个道统向下的部分，满清寄生体无意干涉，包括官僚、科举、宗族和道德治国。但向上的部分，明朝时被用来限君权，在满清寄生体看来，就是不好的东西。其中的华夷之辨，更是华夏大义，与寄生体安稳吸血格外犯冲。

还好，理儒所托之儒家，本就是融汇了诸子百家所论，两千年传承，不断演化下来的，并非一个浑然无懈的体系，其中关于“大义”这部分的内容，自身就存着一桩矛盾。

那就是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伦，到底谁该服从谁。

华夷之辨有地域论、民族论和文化论的区分，到理儒时，已基本定为文化论，也就是只要守“道统”，那就是华夏，废道统，就是夷狄。因此满清尽管剃发易服，但讲三纲五常，亲亲尊尊，也就是守住了道统，此时北面理儒都觉得，满清能算华夏。

或者说，就算不是华夏，但是满清摆出文治架势，理儒觉得能将满清变为华夏。

可雍正觉得，自家老子康熙在位时，演戏演得过火，把这帮理儒宠坏了。让他们觉得能循着与康熙演戏的这个套路，可以伸张他们理儒的治政理想。瞧，从吕留良牵出的读书人之心再明显不过，他们还觉得读书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治国理想。

“真是会丢烂摊子的父亲……”

想到自己花了三四年，才将康熙朝丢下的钱粮窟窿补全，雍正就是一肚子气。

理儒之势，不能再这般蔓延下去，而要理儒转变为听话的犬儒，就得对“道统”的内涵作一番调整。

大清所要的道统是什么？什么华夷之辨，滚蛋！君臣才是至高大义，君臣大义高于一切，这就是大清和我雍正所守的道统。

这本来也是你们理儒所倡的嘛，你们讲亲亲尊尊，血脉之道。由父子、夫妻、兄弟之礼推及到君臣之伦。现在就得从君臣往下推，没有君臣大义，就没有父子、夫妻和兄弟之伦，三纲不存，五常何在？所以这君臣大义，是道统里最重要的东西。

华夷之辨，是跟君臣大义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有了君臣大义，以及君臣大义之下的人伦，这才是华夏。没有这一套，就是夷狄。

这可不是他雍正的新倡，自董仲舒而下，汉人帝王，都将这一桩事作为至极之求，遗憾的是，汉人之君实现不了，异族之君才有可能实现。

既然他这个满人之君，能真正立起君臣大义，那么守这君臣大义的臣，就不再可能是理儒，而是犬儒，奴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