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胤的面前，是今日他从宫中带回的一本大疫纪要。

跨越两千多年历史，每次大疫，在纪要里寥寥几笔，却是人类传承之痛。

“天奉三年，丙子，二月大疫，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

“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

“建武十四年，戊戌，会稽因大疫而死者万数。”

“延熹五年，壬寅，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

“建宁二年，己酉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建安元年，丙子年，南阳自此连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间，张仲景宗族两百余口，死者竟达三分之二，摘自《伤寒杂病论·序》。”

“黄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咸宁元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

“太元元年，丙子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绝户者。”

“嘉定二年，己巳年，夏，都民疫，死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

“……”

大疫死亡人数，大多是“死者不可计数”一概而过，“灭门，绝户”的描述比比皆是。

而自大晏朝以来，有史记载的疫情有两次。

一次是洪泰元年，战事连年，就一句话“曲阳大疫，二月至十月，人牛多毙，疫死无数。”

另一次是建章二年，仍是发生在战事，当时还是晋王的永禄帝领兵靖难，遇大疫。纪要里，也只有一句话，“武邑瘟疫，晋军有染，疫死者五千余人，流民数万。”

这算是近代有清晰记录的疫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