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溥，字乾度，一字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是明朝晚期文学家。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着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七录斋集》《五人墓碑记》等。
张溥，出身贫寒，但年幼好学，有神童之称，开始结社评论时政，博得名望，起初取名为应社，后来改为复社，参与苏州抗税暴动，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名动天下；组织群众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从此成为天下士子当中的巨星，复社的声势也从此震动朝野，号称是“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力遍及南北各省，走到哪里都是万人空巷。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着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着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着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
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
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着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下诏征集张溥所着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
张溥，字乾度，一字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是明朝晚期文学家。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着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七录斋集》《五人墓碑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