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案子就是牛奶奶状告牛浦“谋杀夫命事”。向知县先让牛奶奶陈述情况，牛奶奶把从浙江到芜湖，再到安东寻找丈夫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坚持认为：“他挂着我丈夫的招牌，我丈夫的下落不问他问谁？”向知县问：“这又如何证明呢？”接着转向牛浦：“牛生员，你以前认识这个人吗？”牛浦回答：“生员不仅不认识这妇人，也不认识她丈夫。她突然跑到我家来要丈夫，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向知县对牛奶奶说：“很明显，这位牛生员叫牛布衣，你丈夫也叫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他不一定知道你丈夫的下落。你还是去别处找找吧。”

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坚持要向知县伸冤。向知县被缠得没办法，只好说：“这样吧，我派两个衙役把你送回绍兴，你回当地去告状，我可管不了这种没有头绪的案子。牛生员，你也先回去吧。”说完，便宣布退堂。两个衙役随即将牛奶奶押解回绍兴。

牛浦冒名牛布衣引发的这场风波，传到了上司耳中。上司认为向知县结交舞文弄墨之人，却对人命大事置之不理，打算对向知县进行调查并参奏处置。按察司据此写了揭发文书呈给巡抚衙门。

这位按察司姓崔，是太监的侄子，靠荫袭的恩荫入仕，一路做到按察司的职位。这天晚上，他叫来幕僚写好揭帖文稿，拿到灯下仔细查看，只见上面写着“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里面列举了安东县知县向鼎的诸多“罪状” 。崔按察司反复看了又念，念了又看。就在烛火摇曳间，突然有个人双膝跪地。他抬眼一看，原来是自己门下养的戏子鲍文卿。

崔按察司问道：“你有什么话，起来说。”鲍文卿说道：“方才小人看到大老爷要参奏的这位是安东县向老爷。这位老爷小人虽不曾相识，但自从七八岁学戏时，在师父手里就念过他写的曲子。这位老爷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才做到一个知县，实在太可怜了！现在又因为这件事要被参奏。况且他这件事说到底也是敬重读书人的意思，不知大老爷能不能免了对他的参奏？”

崔按察司听了，有些意外：“没想到你一个戏子，倒有爱惜人才的心思。你既有这个想法，我又怎么会不肯呢？只是现在免了他的革职，他也不知道是你救了他。我写封信，把你送到他衙门，让他谢你几百两银子，你拿回家做个营生的本钱。”鲍文卿赶忙磕头谢恩。崔按察司随即吩咐书房小厮去告诉幕僚：“安东县向鼎就不要参奏了。”

过了几天，崔按察司果然派了一个衙役，拿着书信，把鲍文卿送到安东县。向知县拆开书信一看，大吃一惊，急忙吩咐打开宅门，有请鲍相公。向知县亲自迎出门去，只见鲍文卿穿着普通的青衣小帽，走进宅门便双膝跪下，给向知县磕头请安。向知县双手去扶，想以平等的礼节相待。

鲍文卿却说：“小人是什么身份，怎敢和老爷行平等之礼！”向知县说：“你是上司衙门的人，又对我有恩，何必拘泥这些礼节？快请起来，好让我拜谢你！”鲍文卿再三推辞不肯起身。向知县拉他坐下，他也坚决不坐。向知县着急地说：“崔大老爷把你送来，我要是这么对待你，让崔大老爷知道了不好。”鲍文卿道：“虽然老爷想格外抬举小人，但这关乎朝廷的体统，小人绝不敢逾越。”他站着垂着手回了几句话，便退到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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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知县请家里的亲戚出来作陪，鲍文卿也坚决不肯。最后叫管家出来陪他，他才安心，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第二天，向知县备好酒席，摆在书房，亲自作陪，还斟酒相敬。鲍文卿却跪在地上，说什么也不敢接酒；让他坐，他始终不坐。向知县没办法，只好把酒席撤下去，让管家陪他吃。吃完后，鲍文卿还上来谢赏。

向知县写了感谢按察司的禀帖，封了五百两银子要谢鲍文卿。鲍文卿却一厘都不敢收，说道：“这是朝廷发给老爷们的俸银，小人是卑贱之人，怎敢用朝廷的银子？小人要是拿了这些钱养家，一定会折损阳寿。还望大老爷开恩，留小人一条性命。”向知县见他如此坚持，也不好勉强，便把这些话写成禀帖，呈报给按察司。又留鲍文卿住了几天，派人送他回京城。崔按察司听说后，笑他是个呆子，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又过了一段时间，崔按察司升任京官，把鲍文卿带到京城。没想到一进京，崔按察司就因病去世了。鲍文卿在京城没了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好收拾行李，返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