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看来苏太守在杭州为官之路不怎么顺畅。不过，方十三说苏轼支持新政当然是不正确的。当然，苏学士对新政亦非全盘否定。

其实，苏轼在仁宗朝时就主张改革，但他不同意王安石的“激进”措施，因此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批判和抵制。

他曾连续三次上书神宗全面批评王安石新法，先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指出王安石的《贡举法》：“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接着，苏轼不顾“渎犯天威”之罪和王安石的打压，又连续两次《上神宗皇帝书》，全面抨击王安石新法的弊害。

他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是夺取原来的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权，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故臣以为消谗嬺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青苗法》就是政府放贷赚取高额利息。地方官吏为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苦不堪言，必须立即取消《青苗法》；

《农田水利条约》只规定“功成则有赏，败事则无诛”，会让那些投机取巧的“浮浪奸人”肆无忌惮地从中牟取国库和人民的财富；

《雇役法》的弊端在于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女户、未成丁户都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即所谓“助役钱）会加重一般老百姓的负担，会使那些贪官污吏，“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

《均输法》“亏两税而取均输之利”的做法，不仅不能增加朝廷收入，相反为推行《均输法》而“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会增加国库的开支，加重百姓的负担。

其他，诸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苏轼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之后，他又通过《上神宗皇帝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招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等奏状表达了对新政的批判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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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是嘴炮苏老泉之子啊，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能是支持新政？

老苏算是真人，这也是随爹。想说就说，不为图名。

废话，就东坡先生那些个奏状有几个读过？终究还是记住“明月几时有”、“生儿当如孙仲谋”了。

但熙宁后呢，继续往下，老苏同志很尴尬。当然，他不晓得往后的事情。

元丰党，元佑党？大抵还是挨后者多些。

但，咋就外放知杭州了？

个中秘辛之事，不足为外人道。

看不惯啊，新政固然伤筋动骨，但总有某方面是好的。介甫公……太急了，须缓缓图之。然后，就因为这“可图之”，学士难“图”也。

为啥自请外任？眼不见为净。又或是，暂避锋芒？

大概，东坡居士也玩不转这红尘俗世。

哪晓得，原本的杭州福地成灾地了。呃，太难了。

更难的是，众口难调。

说的透彻些就是，无法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