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家寺庙，相国寺是肯定不缺香火钱的。但在全国上下发展经济的大形势下，寺庙也不能落后，既然寺庙里有摆摊卖东西的，就会有人逛街，于是寺庙开始为摆摊的、逛街的准备餐食，挣点“伙食费”。

大相国寺僧人的厨艺也非常高超，“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

寺内还开有饭店，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顿五筋。杨大年与之往还，多率同舍具飱。一日大年曰：“尔为僧，远近皆呼‘烧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烧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这个小故事说的是，大相国寺的和尚惠明，厨艺高明，尤其擅长烧猪肉，以至得了一个“烧猪院”的花名。

寺里的吃食倒也非全斋，饭前果品糕点便上了一溜，正菜菜色更是丰富，套四宝、炸紫酥肉、一品丸子、两熟鱼、鲤鱼焙面、牡丹燕菜、清汤鲍鱼、大葱烧海参、葱扒羊肉……当然少不了炙猪肉，色香味俱全，令人口齿生津、垂涎欲滴。

午膳足足用了大半个时辰方罢，自然也是花费不少，会账这等事仍是交由王棣这个年少多金的“暴发户”负责。

他真是不差钱，经济来源的大差在“染墨轩”。

感谢毕昇毕大大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此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版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有错字又不易更正。

有了活字印刷，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书籍的价格也相应地大幅度下降，买书的人自是越来越多，这也是为什么宋代的藏书家远多于之前的最大原因。

王棣靠着抄的话本赚了第一桶金，又以“知识产权”加现银入股“染墨轩”，一路北上入京，沿途筹开了几处分店，只待来年正月同时开张。

对书店的前景他是极为看好的，作为穿越客，工科项目乃是门外汉，独独读了不少书，且记忆力不错，那便将“文抄公”之路走到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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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商业发达，但也禁止官员从商。

本朝初年，鉴于五代“贪益甚，民益死，国乃以亡”的历史教训，一方面，用严酷的刑罚制裁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另一方面，又严厉禁止各级官吏从事经商活动，“食厚禄者不得与民争利，居崇官者不得在处回图（贸易）”。平定川陕后，即下令川陕诸州官吏，不得从事经商贸易，违者依法论处。当时兵部郎中、秦州监税官曹匪躬等人就因违法经商，为人告发，被处以“弃市”（死刑）。其他因违法经商而被免职、罢官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也下令禁止官吏利用职务之便，从事经商活动。着名大将张永德就因经商而被罢免官职，三司副使范等高级官员也因违法经商而遭贬斥。

但虽然宋代也有对官员私自营商的法律的惩罚，惩罚的方式却具有不一致性。当法律触及到大官吏或者皇亲国戚时，皇帝就会加以庇护。神宗熙宁十年，集庆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宗谔“坐克六宗室俸以还己所贷息，诏释其罪”。皇帝带头宽恕犯罪之人，践踏了法律的尊严，下级官吏更加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宋朝的禁法商令仅仅限制官僚士大夫的营商行为，出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考虑，相应的对地方政府官员营商不但不禁止，反而推崇鼓励。所以一些地方官员打着朝廷的名义却暗自谋取暴利。从一定层面来讲，宋朝的律令只是形式主义，很大程度上从没有遏制真正的官员私自营商行为。

法不责众嘛，王棣充其量也只算是“儒商”。而且，他不会露面去参与其中，安安静静地坐等收钱便是了。

许三多是个明白人，可不敢坑贪墨王棣该来的收益。商人逐利，取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