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闯被围住了。
他的大旗倒在泥地里,旗面被人踩过,沾满了泥和血,但旗杆上那个“闯”字还隐约可见。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从一万五千人打到不到两千人,又从两千人打到不到五百人。黄昏时分,他身边只剩下不到一百人,被围在一段干涸的河床拐弯处。
他没有再冲。他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来,把刀横放在膝上,像是一个走累了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一歇的人。他身后的河水早已干涸,只剩下干裂的河床和卵石,在暮色中泛着灰白的光。他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膝上的刀面,手指在刀刃上轻轻摸了一下,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
李砚骑着马从土坡上走下来,走到河床边缘,在距离高闯大约二十步的地方勒住了马。他坐在马上,看着那个人。
高闯抬起头,看到了他。两个人的目光隔着二十步的距离碰在了一起。高闯的脸上全是灰和汗,颧骨上有一道新划的口子,血迹已经干了,变成一条深褐色的线。他的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一下,但那个笑没有成型,停在嘴角变成了一道浅浅的褶皱。
李砚翻身下马。他把缰绳递给身后的李纪平,一个人朝高闯走去。走到距离高闯大约五步的地方,他蹲了下来。不是站着,不是居高临下,是蹲下来,和高闯平视。
高闯看着他的动作,愣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膝上的刀,又看了看蹲在面前的那个人。蹲在他面前的人穿着一件半旧的棉袍,下摆沾满了泥,膝盖上磨出了两道浅痕,像是经常蹲在地上的人。他的手搁在膝盖上,手指粗壮,指节上有一层厚茧,指甲缝里嵌着黄土。
高闯认出了那双手。他自己的手上也有。
“我以前也是种地的。”高闯开口了,声音沙哑,“在郑州城西,有八亩地。地不算肥,但够吃饭。农闲的时候我替驿站送信,贴补家用。那时候我没什么大志,只想着把地种好,把债还完,给孩子留几间不漏雨的房子。”
“后来呢?”李砚问。
“后来地没了。”高闯说,“县里说那八亩地在新的田册上被划给了别家。地契还在我手里,但地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跑了几趟县衙,没人理我。再后来驿站也裁了,我没了生计,带着一家老小往南走。走了半年,孩子病死了,婆娘也病死了。我忽然发现,除了当流寇,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