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燕王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变法，裴君与他不谋而合。

租庸调制在突厥入侵之前，便已显现出弊端，那时大邺已经历经三朝，边境虽有侵扰，然大致稳定，人口激增，能够按照人口分配的耕地越来越少。

可税依旧是按照大邺建国之时设定人口可分的亩数收取，并未考虑百姓们的处境，长此以往，早晚要激发矛盾。

事实上，突厥入侵，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矛盾的激发，大邺百姓一心系于国难，勉强扛下了种种苛税。

而北境战后出现大批的无主田地，迁徙过去的百姓得到了土地，又继续减缓了矛盾的激发。

可若是不改变此制，高官王爵依旧拥有大片不需要交税的土地，百姓分得的土地依然会越分越薄，法不变，便会生民变。

五年十年不来，几十年也会来，大邺何来盛世？

是以燕王和裴君等商议，第一次上奏，裴君直接奏请取消四季之税、人头税、青苗税等税，按照户籍下田产实际亩数收税，并且按照户籍人口设定一定比例免税田，以保证天灾人祸发生之时，百姓尤有富余应对。

与此同时，提高高官王爵土地全部免税的标准，建立更加完善的籍册制度，整个大邺推行，尽量避免瞒报田产之事发生。

诸如此类，一项一项，全都踩在贵族的利益上，如同戳了贵族的喉管，与整个贵族阶层为敌。

朝堂之中，若是以裴君为主一分为三，其一与裴君同声共气，其一与裴君政见不合，其一则是中立派。

而这一日的朝议，因为裴君一封奏折，大半朝臣都站在了裴君的对立面，言辞激烈地驳斥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