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第三阶段”理论把从1917年十月革命至1928年这段时间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3年为第一阶段，是革命高潮阶段；1924－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阶段，也就是革命低潮阶段；第三阶段从1928年开始。莫洛托夫声称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矛盾即将总爆发，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资本主义世界即将土崩瓦解。

这种出于转变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成了新策略的基础，共产国际领袖据此制定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执行贯彻的策略任务：一是进行总罢工，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相对于前两个任务来说，第三个任务更加有害。因为前两个任务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完成的，但拒绝与改良主义组织联合的任务，只凭主观愿望就可以执行。共产国际麾下的各国共产党实际上惟一贯彻到底的就是这第三条，直到共产国际开始推行人民阵线策略为止。

托洛茨基以革命政治家的视野和敏感，意识到德国纳粹的兴起对工人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威胁，清醒地看到“第三阶段”理论将使这一威胁变成现实。他指出，当改良主义者因形势所迫向前迈出一步或半步时，必须与他们进行阶段性的联合。他强调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更不能切断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具体协议的途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托洛茨基在苏联和斯大林进行政治斗争失败，他的主张也成了理所当然的“异端邪说”的。于是，在莫斯科的指挥棒下，台尔曼“双脚迈进了第三阶段”并在这个阶段中走向了他本人和德共的覆灭。

总结地说法，就是台尔曼过度迷恋选举和议会斗争，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妄想以为靠选票就能上台。他没有学会根据德国的现状进行独立的思考，只会傀儡一般地听从来自莫斯科那帮人的瞎指挥——这一点和当时中国的莫斯科派何其相似。

而当时的德共内部，党内的权力斗争也十分地激烈。后人评价这段历史时，对台尔曼的诸多指责之一，就是他擅长的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击败党内对手，而不是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克敌制胜、夺取政权，简单地说，就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台尔曼本来是被关在柏林近郊的一座监狱里，希特勒对他看押得极紧，单独关押，不得见亲友，也看不到其他的狱友，看守他的监狱也都是党卫队的人。但六月之后，长刀之夜发生后不久，台尔曼被从柏林监狱转移了出来，改为关到基尔市附近的一座新建集中营。

那是一座专为德共建造的集中营，在这里，有超过四百位德国共产党员关押在此。被迁到这里后，台尔曼很快发现自己受到的管束比从前轻了很多，而居住环境也大大改善。

首先他被安排在了一间明亮带有电灯的监牢，监牢里配备了卫生间和浴室，而且夜里的熄灯时间被延迟到十二点。虽然依旧是单独关押，但每天白天放风时，他都可以和狱友见面聊天。每天的饮食也比从前大有改善，淋浴时也有热水供应，而看守的守卫，对他的态度也温和了许多，不再象在柏林监狱遇上的那般蛮横。而且每天早上，看守都会为他送来好几份报纸，通过这些报纸，台尔曼得以了解德国和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大事。

“这一定有阴谋！”

台尔曼当然不认为希特勒突然良心大发对他态度好转，他冷冷看着周围发生的变化，在心里已经做好迎接更大考验的心理准备。尽管台尔曼本人要为德共在德国的覆灭负主要责任，但个人的品德而言，却还是够称得上是“忠诚的革命者”的称呼。只不过他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错误地坐在了超出他个人能力极限的位置上罢了。

台尔曼冷眼看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台尔曼很快发现，他所在的集中营，关押在这里的德共成员每天早上都会被带出去，直到晚上才被送回。通过放风时交流得知，他们在监狱外作为教师给一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上课。而后台尔曼更注意到，关在这里的德共成员，他们平常的职业不是工程师就是技工，都是手头很有技术的技术人员。那些德共的技工和工程师们，他们每天的工作除了上课外就是手把手地教这些学生各种技术，从汽车修理到机床机械操作。

最令台尔曼惊讶的是，由这些德共狱友传过来的消息，这批中国留学生，似乎有着明显的“共产主义”的倾向，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这些中国学生满嘴的“阶级斗争理论”，许多人的政治观点，甚至比正牌的布尔什维克还布尔什维克，着实把这伙德共成员吓了一大跳。若不是身陷囹圄，他们几乎都以为自己呆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苏联的共青团总部。

这一发现不光是这些德共成员迷糊了，就连台尔曼自己也迷糊了。

“希特勒在搞什么鬼？”

这几乎是监狱里的每一位德共成员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