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日，得知长沙三日失守时，他虽然有些惊惶，却自认为自己背靠长江，有路可退，可攻可守可逃，并不是太在意面前的危机。他在长江以南的湖北数市还拥有六个师近五万人的兵力。前期调走增援九江的三个师部队全是长江以北驻守汉阳、汉口的守军。在顾祝同看来，哪怕是他在长江以南的部队作战不利，自己还有汉阳汉口这条后路可退。

结果他的六个师近五万人的兵力，就在武昌、咸宁、黄石这三个地区，“不攻、不守、不走”，白白“静坐”浪费了两天的时间，理由是等候“南京方面”的指示。

谁知道九月六号这一天，红军利用汉阳守军主力调走的空当，奇袭汉阳成功，一天之内攻下汉阳汉口，一举切断了他北撤的退路。

而九月六号清早，他布置在咸宁的守军更传来令其震惊万分的消息：咸宁方向出现大批赤匪，总兵力在十万以上。如今咸宁正被围攻，急请支援。

他在九月六日清晨听到汉阳汉口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时才意识到不妙，派去长江北岸侦察的人更回报汉阳方向出现大批来历不明的武装拖船。

顾祝同司令长官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后路被断，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于当日十点收罗船只，组织了两个团的军队想要抢渡长江支援汉阳汉口方向。

只是在他十点钟调兵遣将的时候，汉阳这边的战斗早已停止了一个小时，汉口的守军更是在轰炸中直接崩溃。待顾祝同的援军渡过长江时，时间已是十一点半。红军这时早就占领了汉阳、汉口，设好伏击圈好整以瑕地等候享受他主动送上门的两个团的大餐。

当这两个团千辛万苦地划过长江，好不容易在渡口登陆上岸，渡船正要回头驶回南岸时，头上几发信号弹划破天际。埋伏在附近的红军机枪、迫击炮一阵齐轰，几分钟就粉碎了援军的斗志。几乎没做什么抵抗，两团人马就举手缴械集体投降了。至于南撤的渡船，也在半路上被红军的武装货船拦截俘虏，红军以个位数的士兵受伤的代价就全歼了这两个团。

其实当天上午红军早就控制了汉阳机场，完全可以出动空军将这两个团直接炸沉在长江里。只是红军指挥官一来珍惜这两个团手中的装备，二也不愿意有太多的中国人死于这种无谓的内战中，所以选择了渡口伏击这种相对温和的歼灭方式。

长江航道本是炮党调兵遣将的水上铁路，但今天却变成了阻碍他们逃生的天堑。

夺取了汉阳机场，得到了四十一架飞机后，红军更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武汉到九江段长江航道的制空权，有了制空权，也就等于有了“制江权”。顾祝同五万大军，其长江航道上的退路已被切断。至于其东退九江的陆上通道，这时早已被配合湖南红军做战的江西红军切断。

九月六日，东进的十八万红军根本没有理会困守咸宁正瑟瑟发抖的万余守军，仅留下两万人围监视，余下的继续前进，于九月八日占领武昌，同时完成了对鄂州、黄石的分割包围。

在这过程中，顾祝同又出昏招。他如果在得到红军东进的情报当天，马上放弃武昌，鄂州，全军东进和黄石的守军会合，然后向东努力地突围到九江与守在那儿刘峙的部队会师，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结果他竟愚蠢地再次地调动船只渡江妄想夺回汉阳汉口，结果这种象送菜一样的做法愣是又送给了北岸红军一个团的俘虏。

顾祝同在犯蠢的时候，北岸的红军已经偷偷地亮出“利齿”。汉阳机场的空军在早上出动缴获的两架容克运输机，用纸片“轰炸”了黄石、鄂州两地的码头，洒下大量的传单，通知他们汉阳空军已经“起义”，两个小时后，红军将轰炸这两地的船只和码头，当地船户和码头附近的住户请离开避难。

此举引发当地守军一片混乱，两个小时后红军轰炸机果然依期而至，将两地浮在水面上的船只炸个精光。至于武昌，红军所以没有轰炸，那是因为顾祝同这时已经找不出船来了。

背靠长江，自以为有退路的顾祝同，这时才惊恐的发现，他手下的五万大军这时已是瓮中之鳖，无处可逃。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顾祝同此时方才想到要从陆上撤退，但是整个撤退的过程拖拉至极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镇守武昌两年，顾祝同及其部下在武昌刮地皮挣了不少钱财，撤出武昌时，家中的坛坛罐罐这也舍不得，那也放不下。他晚上六点下令撤退，手下一个半师撤离武昌，愣是拖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还没有走完。结果这一个半师于九月七号傍晚，在离鄂州还有十公里远的地方，以拉成一字数公里长的长蛇阵的行军状态，被东进的红军拦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