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参加过当时会议的常委都重重点头，几年时间弹指即过。目的都是要与英国作战，可当时的确没有任何人想到未来的发展会是现在的模样。

毕庆山当年也是南下派的鼓动者，可他当时考虑到的其实是棕榈油与橡胶而已，石油什么的，他当时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有计划的把其纳入到自己的计划体系里面。这种经历的确让毕庆山觉得恍然大悟，这种感悟对于他对世界与人生的认知大有帮助。可韦泽的解释与“为何一定要把内燃机这一块交给国资委？”毫无关系。

毕庆山再次问道“都督，那为何一定要把内燃机这一块交给国资委？”

“国资委管理国有资产，国资委管理国营企业。我现在可以给你很多理由，这些理由都是我说过很多次的。不过我之所以把这个交给国资委，是期待国资委能够通过工作逐渐完善制度。但是这件事呢，却不是那么容易讨论的。所以大家先让国资委干着，等他们干出些结果之后我们再讨论如何？”韦泽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这个理由某种意义上根本谈不上是理由，可联想起几年来大家对英国开战的思想变化，却有着一种强烈却很难解释的说服力。常委们中不是没有人想反驳，大家最后对此却没再说什么。

第277章 北边的麻烦（一）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就是蒸汽机的发展引发的社会生产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则是以内燃机与电动机的发明与发展引发的新的社会生产变革。

1880年的时候，马叔在他伦敦大英图书馆对面的大平层复式房里面接受了《泰晤士报》的采访，记者询问这位欧洲著名的大学者，为何中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能够得到如此巨大的发展。难道社会主义制度真的比资本主义制度有如此大的优势么？

马叔带着一种很含蓄的嘲讽微笑说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研究的不多，所以优势到底有多大，我没办法进行评价。如果你真正想问的是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胜负，我可以稍微评价一下。当中国的统治者韦泽主动把辩证唯物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并且始终如一的贯彻与推进之后，英国的失败就已经成为必然。”

辩证唯物法是马叔创立的学说，此时的欧洲已经兴起了一个说法，韦泽完全接受了马叔的理论。所以马叔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态度让泰晤士报的记者忍不住笑出声来，那是一种带了点嘲讽的笑声。马叔也随即笑了起来，他的笑容是那种看到了雷云将至前的晴空下依旧无忧无虑嬉戏的家伙时的怜悯笑容。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存在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个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另一个是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马叔的挚友恩叔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象征，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马叔当然能够看透韦泽，这位在世界岛东端的中国大皇帝无疑坚信这些，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将唯物辩证法更具可操作性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两个部分，他本人更是拿出了一套解决的路线图。在1880年的时候，马叔把韦泽的路线图总结为四个中国字，“争霸天下”。

1870年的韦泽并不知道1880年时候马叔对他的评价，即便知道了他也不会在意。从1869年年底开始，韦泽的主要工作就是领导着国资委与科技部门全力推进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未来的道路早已经确定，西太平洋除了中国之外就只剩了英国一个强权，为了夺取整个西太平洋的原材料产地，为了把整个西太平洋变成中国领土，韦泽在一批比较靠谱的同志们支持下，开始强化中国的国力。

对于中国的未来，韦泽与这批核心成员们有过交流，“解决内部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一个是内部问题外部解决。想真正解决内部问题的只有内部解决，但是那个时间太长，在有机会外部缓解机会的时候，我还是决定用外部解决的方式先缓解内部压力。”

韦泽说这个话的时候是1870年3月，北方司令部已经向南京拖拉机厂订购的一千台拖拉机，向南京汽车厂订购了五百辆解放牌卡车已经装上了和运油船抵达营口港。随着全国范围内对石油的需求暴增，国资委与军队都很清楚韦泽所指的“外部解决”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