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杨的猎户带着他的人下山后的第三天,渡口营地里多了一种新的声音。
不是争吵——没有人吵架,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但那种沉默是另一种声音,比争吵更重。山民和平地人各占营地的一侧,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线。早晨去河边取水的时候,两边的人会错开时间。吃饭的时候,山民蹲在营地的西边,平地人坐在营地的东边,中间空出一大片没有人坐的河滩。
冲突的源头很小。山民习惯在田边挖灶做饭,这是他们在山里的生活方式——地头挖个坑,架几块石头,就地生火,省得来回跑。但平地人觉得这占了种地的位置,而且火坑会烧坏田埂。没有人去告状,没有人去理论。但第二天,那片田边的灶坑被填平了。填坑的人没有留名字,山民也没有追问是谁填的。只是从那以后,山民不再在田边生火了。他们走回营地做饭,来回多走半里路,没有人抱怨。
但那种沉默还在。
孟安民注意到了。他来找李砚的时候,没有直接说两边不合,而是说了一句:将军,营地里做饭的地方不够。大家挤在一个灶台上,早晚都要排队。不如多修几个灶台,分散开。
李砚看了他一眼。孟安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也没有再说别的。李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在营地中间那片空地上,修一个共用的灶台区。修大一些,能同时支七八口锅。不分山民平地人,谁都能用。
孟安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没有问那两边不合怎么办,因为李砚没有说,而是说一起用。两群人一起用同一个灶台区,时间久了,自然而然会碰面、会说话、会熟悉。
当天下午,士兵和百姓一起在营地中间挖了一个大灶台区。用土坯砌了八个灶眼,一字排开,上面架着新找来的铁锅。灶台旁边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用木桩和旧篷布拼的,歪歪扭扭的,但能遮住一半的雨天。完工的时候,夕阳正好照在新砌的土坯上,把那排灶眼染成暖黄色。
那天傍晚,第一锅粥是新灶台煮的。烧火的人是一个山民,添柴的人是一个平地人——两个人没有商量,只是一个蹲下来生火,另一个顺手把柴递了过去。火升起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粥煮好之后,那个平地人舀了第一碗粥,递给了山民。
山民接过来,没有说谢,但蹲在了同一个火堆旁边,两个人隔着一步的距离,一人端着一碗粥,喝完了才起身。
李砚站在远处,看到了这一幕,没有走过去。
又过了两天,梁元明来了。
他从蒲州方向来,赶着三辆大车,每一辆都装得满满当当。车辙很深,碾进河滩的湿泥里,留下三道深深平行的线。第一辆装的是麦种,第二辆装的是豆种,第三辆装的是粟种和几袋干菜。麻袋码得整整齐齐,用草绳捆了一道又一道。赶车的人是明记商号的伙计,梁元明自己骑着一匹瘦马走在车队最前面。
他在营地外面勒住马,翻身下来的时候,靴子踩进湿泥里,踉跄了一下,但很快就站稳了。他比上次见面的时候又瘦了一些,颧骨更高了,脸上被风吹出来的纹路更深了,但眼睛还是亮的,那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才有的光。
李砚走到营地外面,两个人隔着几步的距离,互相看了一眼。梁元明没有行礼,只是站在那里,拍了拍马鞍上沾的土,像是拍掉了一路的风尘。
粮种。梁元明说,麦种六百斤,豆种三百斤,粟种两百斤。还有几袋干菜,是我从蒲州带的,路上没吃完。他顿了顿,可能不太够。但能种一阵了。
李砚走到大车旁边,解开一只麻袋的封口,伸手进去,捧出一把麦种。麦粒是干爽的,金黄色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饱满的光泽。他把麦粒放在掌心,看了看,又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有一股干燥的、被太阳晒透了的气息。
够种多少亩?他问。
梁元明想了想:麦种六百斤,如果省着用,能种两百亩左右。豆种和粟种能种一百多亩。加起来三百亩出头。第一季先用这些,等收了再留种。
李砚点了点头,把麦粒放回袋子里,扎好封口。他转过身,看着梁元明。梁元明站在他面前,瘦削的、风尘仆仆的,但站得很直。